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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的游戲——第三屆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冠軍梁勵敏
來源:為成功而演講    作者:梁勵敏    日期: 2010-08-31

第三屆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冠軍梁勵敏

  可能是由于我對英語學習一直懷著巨大的熱情,同時成績也不錯的緣故吧,從中學起我就成了各種英語比賽的常客,尤其在大學階段,我有幸兩次參加全國性的英語賽事。如今,當時比賽中扣人心弦的種種情形已漸漸被時間沖淡,只在偶然間會被重新記起。然而備戰的過程卻給我留下了許多值得回味的東西,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甚至是改變著我的生活。

 北外—青春的課堂

  如果有人問我,大學時代感受最深、收獲最大的是什么?我會毫不猶豫的說,是有幸得到諸多良師的指點。他們賦予我的,不但是知識上的熏陶,更是把一種人文主義的精神長久的植入我的腦海。這些感受,許多來自課堂,也有許多來自數次為參加全國比賽而進行的集訓。

  楊宇光老師是我兩次比賽的指導老師,1997年辯論賽時他就是我們辯論隊的主教練。印象中他永遠的治學嚴謹,永遠的紳士風度,永遠說用詞考究的British English,有著英國式的幽默。盡管當時比賽的辯題并不是特別深刻的學術話題,但他依然要求我們深入破題,在底下做充分的research。為了給我們拓寬思路,他屢次召集系里的熱心老師,從老教授到年輕教員,與我們一同討論。用他的話來說,只有充分剖析,寫出來的東西才能有分量——這也是北外的學術傳統的體現。為了指導我們,他放棄了許多休息的時間。對我們的presentation,他逐字逐句進行修改;幾乎每天他都親自安排我們的訓練并細心點評我們發揮中的優缺點。

  到了第二年演講賽的時候,他又成為我的指導老師。當時我的演講稿寫得并不順。有的學校在這種大賽時采取老師替學生捉刀的方法,準備演講部分的寫作就由老師代勞。但楊老師始終認為,這一環節也是對學生極好的鍛煉。記得那一個講稿,我重寫了兩三遍,每一遍都對選題有了更深的理解,寫得也更好一些。比賽時間迫近了,他把學院參加第一屆“21世紀杯”并獲獎的師兄徐翌成找來,說,“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make a final effort at it.”那天晚上,我們改稿改到深夜,終于拿出了一個令人滿意的version,稿子比我自己的更大氣,更層層深入,也更有文采。這篇文章為我的比賽增色不少,而經過賽前的充分準備,我在回答問題部分和即興演講部分也發揮得很好,正式宣布結果前,老師走過來微笑著拍拍我的肩,說“I think we made it this time.”And we did.

  在我們比賽的智囊團中,還有許多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楊立民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充滿智慧,學識淵博,又帶一點cynical的教授。年逾花甲的他,常常還穿著牛仔褲出現在校園里,見了我們總是樂呵呵的,玩笑不斷,常常能出驚人之語。記得準備辯論的時候,他把辯論精辟的歸結為“an exchange of ignorance” — 因為辯論往往使雙方囿于自己一方的觀點而不能心平氣和的聆聽對方的論證。到演講比賽時,他又拿選題—摘自莎翁劇本的一句話“All the world is a stage”—借題發揮。他說,“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Men and women are actors. There are comedies and tragedies. And the speech contest is a farce.”暗喻演講比賽很難避免的showcase的因素,令人捧腹不已。這就是他的風格——在漫不經心的評說中透出耐人尋味的哲理。他雖然如此輕描淡寫,但在每次brain storming session上,卻又能智光四射的給我們提供許多思想的火花。對他的厚積薄發,我們時常感到由衷的折服。

  演講,辯論賽的備戰,因其能夠得到學院的最強的師資陣容的點撥,而令所有過來人受益匪淺。記得1995年復旦大學奪得華語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后出版的《獅城舌戰》一書中,選手們把由多位資深教授給他們準備的系列講座稱為“濃縮的精神大餐”,把思辨的訓練稱為“把神經繃到極細的線”的生活。而我們當時訓練的規模雖小,卻也能讓我們深深體會到此中的滋味,這實為人生的幸事。

  有人說,人們可以忘記年年歲歲,卻無法忘記片刻與瞬間,正是這些片刻與瞬間,讓短暫成為永恒。正是與老師朝夕相處的點點滴滴,讓我領悟到他們的治學和做人之道。我們深諳,比賽的勝負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我們鍛煉自身素質的一種途徑,而更值得回味的,是過程中的所得,是領會那種踏踏實實的做學問的精神。

  這對我來說是一筆永久的精神財富。

語言的錘煉和思維的游戲

  備戰比賽的過程本身對于我是非常rewarding的經歷。

  演講稿,辯論詞的寫作是沉淀思想、錘煉語言的好機會。我記得當年“21世紀杯”的演講題是“East and West, Can We Live in Two Cultures”,要把這樣大的一個題目在四分鐘之內說清楚,說精彩實非易事。寫作的過程是一個painstaking process, 我從構思到定稿大概花了三周多的時間,而且幾易其稿。而辯論賽中的presentation,更是要求寫得邏輯縝密,絲絲入扣,兼具文采。我們常常要在短時間內同時就一個辯題寫正反兩方的辯詞,這種寫作的訓練,在平時是很少見的。

  口頭實戰訓練則無疑是強化口語的最佳途徑。在講臺上或在辯場上,我們需要擁有一個清醒而敏捷的頭腦,并習慣用英語思維。有人說口才好是天生的,這也許有幾分道理,但我的經驗告訴我,后天的訓練也不可小覷。通過每天的強化訓練,我們漸漸習慣于“think while we speak”,語言也變得越來越流利, 甚至能夠在即興的辯論中不時冒出精彩之語。現在想來,集訓的那段時間,我的英語口語水平,寫作能力和口才可以說是達到了學生時代的一個高峰。

  比賽給我語言上的幫助可能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思維的游戲。即興演講和辯論賽對于選手心智的磨練都是非常taxing的。它們都要求我們就某一個controversial issue在短時間的思考后take sides, 然后在腦子里迅速羅列問題正反兩方的major arguments并抓住自己支持的一方進行有條不紊、清楚有力的闡述。

  不過,演講因為缺乏與人針鋒相對的交鋒,還僅僅是一個人的思維的“直線式”的表達。相比之下,辯論則是在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中對于參加者的語言和思想的更為嚴峻的考驗,可以說是口語交流中的最高境界。一個勢均力敵的選題,給雙方都有很大的辯論空間,辯手運用嚴密的邏輯論證和各種辯論技巧,可以形成很精彩的對話。即便看似uneven的選題中處于劣勢的一方,也常常可以打破慣性思維,從另一個角度或常識的相反面去思考,從中找到合理而有說服力的論證,“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覺得這種充分激發思維的活力,從不同角度來思考問題的方式,對習慣了一言堂,習慣去尋找一個標準答案的中國學生而言,更值得提倡。當然,由于辯論雙方都必須堅持己見,觀點有時難免偏頗,但不論怎樣,我覺得從純粹的intellectual exercise來看,辯論還是不可多得的訓練方法。

  國外許多知名大學都有speech club和debating club。而記得我作為“21世紀杯”演講賽的獲勝者參加英國English Speaking Union的workshop的時候,也親眼目睹許多外國朋友年紀小小就成為出色而老練的演講者、辯手,不由感嘆西方良好oral tradition對年輕人的熏陶。相比之下,我國的教育在這一塊就欠缺許多了。正因為這樣,當年比賽時就有老師感慨,不應只有參賽的一小部分同學得益于這一類的口語和思維訓練,也不應只為比賽而比賽,而應當將這種培訓機制化、經常化,使更多的同學感受此中的妙趣,得到鍛煉。推廣這一類的社團,從小處講,可以培養個人的口才和能力,從大處講,有助于推動民主空氣的形成。

學會挑戰自我

  任何一個比賽,都不僅是實力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質的較量。中國不像西方那樣有很好的oral tradition, 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下對自己的觀點侃侃而談,這對許多在傳統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擅長考試而訥于口語表達的中國學生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同時,比賽不僅是數十名選手展示個人風采的舞臺,也是各高校之間暗自較量的地方,選手往往還肩負著學校榮譽的擔子。因此,如何很好的對待自身和外界的壓力,發揮自己的水平,是除了實力之外演講者要面對的另一大問題。

  1998年我參加演講比賽時是頂著挺大的壓力的。這不僅由于比賽的規模和影響力之大,也由于此前一年,我代表學校參加“外研杯”英語辯論賽與冠軍失之交臂。因此再次參賽時我就有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生怕這一次不能取得更好的成績,“無顏面對江東父老”。

  壓力對每個選手來說都是存在的,如何排解它還要看自己。海明威有一句名言“重壓下的輕松”(grace under pressure),是我很欣賞的,但要做到并不容易。我記得在備戰的過程中有一部名為“Listen to Me”的美國電影給了我很大的激勵。影片講述的是一支名不見經傳的大學辯論隊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挫敗來自名校的對手,折桂全美大學辯論賽的故事。從他們的刻苦訓練和慷慨陳詞中,我似乎感受到一種敢于挑戰自身極限的勇氣。可能是在這種心態下,我做到了把勝負暫且置之度外,經過充分的準備,最終奪冠。

  生活不總是賽場,但這種頂住壓力、自我超越的精神卻能夠指導我們的生活。研究生畢業后,我考入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成為一名記者。有的朋友對我的選擇頗感意外。因為我性格比較內向,似乎與風風火火的記者形象不夠“match”。但對我來說,這恰是一個welcoming challenge.

  兩年多的記者生涯使我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如果說學生時代賦予你一個寬松的環境可以悠閑的做一點學問,你習慣了與老師同學,書本里的先哲和自己腦海中的假想人物對話,那么記者的生活則完全不同——整天跟時間賽跑,與形形色色的人交流,然后要求自己在極有限的時間內寫稿,編片,讓新聞在第一時間播出去。適逢在外地報道,或是針對一個突發事件的報道,那么對記者的要求就更為苛刻。任何狀況都可能隨時出現— 聯系采訪困難重重;寫稿的時間特別緊張;做出鏡的時候,由于時間和場景所限,可能必須一遍過關,還不能是平鋪直敘;在傳送片子的時候隨時都可能出現意外。相比之下,當年演講賽面對的那種壓力,可能就不算什么了。壓力雖然很大,但每每在完成各種看似的mission impossible的時候,我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記得在齊齊哈爾采訪日軍遺留化學武器造成重大傷亡的新聞的時候,我遇到了上述所有的困難。不過還是咬牙一個個克服了,我在一周的時間內發回了系列報道,有的還是獨家采訪。其中有一條新聞后來獲得全國新聞彩虹獎二等獎。

  六年過去了,北外的學生生活已成為我青春的背影,演講比賽的諸多細節隨時間的流轉成為逝去的記憶。在這六年里我的生活也發生了諸多變化,而當年那些為比賽全身心投入過,期待過,哭過和笑過的日子則成為大學生活美好記憶的裝點。我想,在學生生活里有過這樣一段經歷,是彌足珍貴的,而這種人生體驗還將在無形中影響我今后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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